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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强化房地产风险防控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会议现场。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供图

　　中新网杭州1月9日电(张煜欢)9日，浙江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2023年该省将深入开展房地产稳进提质，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着力提升住宅品质，同时强化房地产风险防控，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应柏平在会上介绍，2022年浙江各地因城施策出台200余条各类支持政策，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向好。同时该省还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36.3万套(间)，试点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公积金支持住房消费2460亿元，开展农村困难家庭住房救助2804户，该省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加快完善。

　　应柏平表示，2023年该省将全力推进房地产攻坚，因城施策、多措并举，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商品房销售基本稳定。“我们要完善好房子的标准规范，合力推动房地产业从传统的‘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粗放式发展模式，加快向注重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新发展模式转变，形成产品优质、企业健康、市场平稳、良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浙江提出在今年推进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立法调研，探索商品房预售制度改革等；推进房屋交易资金、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等大资金一体化改革；健全房地产信用管理制度，完善住宅品质评价体系，持续开展房地产秩序规范整治三年行动。

　　在强化房地产风险防控方面，该省将用好国家“保交楼”专项借款，完善“一楼一策”方案，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为加快住房公积金改革，今年浙江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目标公积金实缴人数、实缴金额、支持住房消费总额等主要指标同比增长5%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率继续保持在85%至95%的高效合理区间。

　　为了让更多人“住有所居”，浙江还将继续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筹集，目标全年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5万套(间)，并且在总结杭州市、宁波市实践经验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房。

　　“住房市场要始终坚持以当地常住人口为主、以居住为主、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的导向，住房保障要始终坚持以政府政策引导为主、以市场主体投资建设为主、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为主的导向。”应柏平说。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