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谭天原创漫画
最近,谭主观察到,又有一些人坐不住了。
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防疫政策调整。讨论和沟通的过程中,共识在增多。恰是此时,一些“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唯恐天下不乱。
这些声音,总是特别会“挑时候”,尤其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
其实,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污蔑和攻击就从未断过。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过去三年的时间周期去分析,就可以发现,他们指手画脚之时,也正是露出马脚的当口。
“疫情”被美国变成了攻击他国的武器。应用大数据,我们呈现三个切面。
第一个当口,是2020年4月,这也是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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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免好奇,这样的时刻,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什么?联合专业大数据机构,我们分析了美国2020年4月的疫情报道,发现,“口罩”是一个焦点。
毕竟疫情初期,戴口罩是事关每个人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措施之一。分析关键词,得到了这样一张图:
可以看到,关于“口罩”的报道中,“中国”成了最高频的关键词,除了“中国”一词之外,美国媒体提到最多的,是“市场许可”。
2020年4月11日,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公示,有46家工厂位于中国的口罩生产商已经获得紧急使用授权(EUA)。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没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美国之外生产的口罩以及其他医疗物资,都不能在美国市场出售。获得了紧急授权,也就相当于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
为了得到口罩,美国甚至开始给中国“特殊待遇”。
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举动,不可谓不讽刺。
打开国门之前,美国对中国口罩,是完全相反的态度:
2020年3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公布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他国标准口罩清单,将中国口罩排除在外。
换句话说,美国并非意识不到佩戴口罩的必要性,关键是,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把中国佩戴口罩当成攻击的目标。
美国政府没有把佩戴口罩当成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当做制造“政治病毒”的武器。
还有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抓取了2020年2月,武汉疫情较为严峻的时刻,美国媒体对“口罩”的报道,得到了一张和2020年4月的对比图:
“公众情绪”“人权”“封城”……看这些关联词就能发现,这些报道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
疫情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美国非要关联上政治体制,关联上“民主自由”。中国民众戴口罩,就是不“自由”、没“人权”。
为了攻击这一防疫措施,美国政府不断渲染“口罩无用论”,美国媒体,也将“戴口罩”炒作为“东亚病夫”。
知名政治学者王绍光曾围绕当时的“口罩之战”写过文章,做过分享,他提过,当时西方国家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而是靠所谓“自由”、“人权”。
而口罩所代表的抗疫污名化,只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
事实是,病毒不分国界,不看制度,数据不会骗人。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刊登的一则研究,分析从本国疫情暴发初期到2020年5月9日之前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数据,结果发现,根据特定的死亡率计算模型,不支持带口罩国家,其死亡率每周增加比例,是有政府政策支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国家的3.8倍。
事实上,戴口罩本就是应对流行疾病的正常操作,全球都是如此。
而美国政府,却将疫情“恶毒化运作”,强行将这一行为做政治关联。当很多美国人因为其政治关联性,对是否“戴口罩”犹豫不决时,暴发初期的疫情,几乎失控。
美国官方通报的所谓首个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是2020年1月21日,1月底至2月初,美国的确诊病例主要由境外输入。但在2月底至3月初,短短3周时间里,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000多倍。到4月,美国的死亡病例数,达到这一轮疫情的峰值。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从对中国口罩的批评,转向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的“请求”。
这也才有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紧急授权。
本来是疫情防护屏障的口罩,却成了美国攻击他人的武器。
再看一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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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2020年末到2021年初,美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的最高峰。
在疫情“最黑暗”时刻就任的新一届美国总统,抗击疫情成为了其最重要的议程。他就任的第二天,就在白宫宣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战略。当时,他举着这份厚达百页的文本表示:
这份战略基于科学,而非政治。
新一届政府需要树立“科学抗疫”的形象,来区别于上届政府,恢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开源信息,记录了美国卫生信息报告体系的“科学”成色:
由于美国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大量的病毒检测,美国新冠检测要等10多天才会出结果;
这些结果会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州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人员需要数天的时间将结果手动输入卫生系统;
感染患者无法立即甚至不会回应州卫生部门的询问,工作人员难以追踪密切接触者;
州与州间的系统并不兼容,这导致跨州病例无法追踪。
种种原因,让美国各州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巨大的难度,让数十个州的卫生部门早早就放弃了对新冠密接群体的关注。
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就是靠着这样“拼凑”起来的数据,识别和检测整个美国的疫情状况。美国政府,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数据,来制定应对疫情的相关决策。
结果,可想而知——各种变异的毒株,在美国肆虐。
在比对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统计信息后我们发现,2021年6月,是美国病毒变种的“变动期”——当时,美国的主流毒株正在从阿尔法毒株向德尔塔毒株转移。
德尔塔的传播性更强,但刚才我们也说了,由于没有流调能力,在面对新的毒株时,美国政府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白宫官员自己承认在德尔塔毒株蔓延的地区,政府派出的特别医疗队“基本无法推进任何抗疫工作”。
那时的美国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了哪儿呢?
通过对美国公开媒体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2021年6月,是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最“卖力”的时刻。
||数据来源:2021年美国媒体公开报道数据;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
在疫情防控使不上劲的美国政府,只能在抹黑与“甩锅”上费尽心思。谭主之前做过不少“溯源美国”的报道,有一期视频最近又被翻出来,在各个群里广泛传播。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在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涉美情报机构和药企。
大家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美国政府,嘴上谈的都是科学,但实际上,都是将疫情武器化的操作。一会儿要把溯源的脏水泼向中国,一会儿又在说“担忧”中国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
看起来,美国在讲科学。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再次从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中调出了中美两国新冠病毒分支的数据:
||根据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开源数据,对比中美疫情三年出现的新冠病毒分支类型与数量
可以看出,中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分支寥寥可数,在高致死率的德尔塔毒株大行其道时,中国的新变种分支极少。
而美国,几乎流行过疫情暴发以来所有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及其分支,是存在新冠病毒变种毒株最多的国家之一。
美国,完全称得上是新冠病毒变异的温床。这样的美国竟然还在担忧别人,未免有些太讽刺了。
当用武器化的方式处理科学问题,结果,就是如此。
最近,美国新冠感染者住院率仍在持续攀升,美国疫情又达到一个高峰。
按照过去三年的套路,每当这种时候,美国必定会拿中国说事。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公布“新十条”之际,美国看到了继续抹黑、攻击中国的机会。
这是2022年12月7日到2023年1月5日,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关键词:
可以看到,除了病毒变种之外,美国开始提中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提通胀,提供应链,换句话说,美国开始唱衰中国的经济。在一篇报道中,美媒就提到,中国疫情会对供应链造成影响,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
讽刺的是,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还没调整时,美国,说的也是这一套。
这是2022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疫情的词云图。
“不确定性”正是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高频词。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还是通胀、供应链、投资、贸易。对比来看,这些与供应链相关的关键词与中国优化疫情政策之后高度重合。
可以看出,其实无论中国防控政策怎么样,美国都会借着疫情挑事,找其他议题做陪衬。
围绕经济议题“打冷枪”,就是美国把疫情武器化的工具之一。
上一个阶段,美国用政治化的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无果,现在,美国又想着通过抹黑中国经济来“孤立”中国。
说来说去,不管中国怎么做,在美国政客的嘴里: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
但事实呢?去年1到10月,中国对世界出口贡献度稳居首位。过去三年,中国稳链保供,有力地支撑了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呢?肆意发起单边制裁,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
去年,美国激进加息,引发全球范围的加息潮——全球有近百家央行启动加息,这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大增,今年刚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宣布,将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面临经济衰退。
一直逆世界而动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甩来的“锅”,中国,不接。
让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5月,美国全面放开时,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自己的:
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是民众健康、经济复苏以及公众利益。
我们也想问问美国媒体: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考虑公众利益,但有100多万名美国民众死于新冠,这怎么解释?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关心民众健康,但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至76.4岁,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这怎么解释?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促进经济复苏,但美国通胀高烧不退,这又怎么解释?
对于美国费尽心思想要炒作的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也有一组数据——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99.4%的受访外资企业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98.7%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和扩大在华投资;
||89.8%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在华产业链;
||10.2%的外资企业计划将国外产业链转入中国。
美国妄图利用病毒制造的“经济伤害论”叙事显然站不住脚。最近几天,新毒株XBB1.5又成为了美国新冠病毒优势毒株,美国,仍在想方设法将疫情武器化:
率先对中国游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还想推动盟友,但忙活了一圈,适得其反。
正像欧洲航空协会(A4E)、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分会(ACI Europe)的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对华旅行限制这是一种未经思考的“下意识反应”。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已经做出评估,中国目前流行的毒株不太可能影响欧洲当下的疫情。
于美国而言,与其四处指指点点,不如认真做好国内防疫的工作,自己的防疫一团糟,没有任何资格指手画脚。
在美国眼里,疫情不是一件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个可以操弄各类议题的武器。而这,才是世界难以走出疫情阴霾的最大阻碍。
接下来,美国无非还想利用中国政策调整的转段期,变为遏压中国的窗口期。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是美国一贯的做法。
遏制他人,换不来美国的发展。发展,靠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而美国似乎还没想清楚。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谭主)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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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